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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羌人、十六国羌人和现代羌族都是什么关系羌人和汉人同源吗
文化意义上的彩陶、石棺墓等遗存证明，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古羌是西藏先民来源之一；生物人类学意义上的古dna、体质人类学证据也证明，古羌是藏族族源之一，以上考古证据可与汉藏同源的文献记载相互佐证。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古羌是汉族、藏族的主要来源之一，但非唯一来源。
学界一般认为古羌并非特指某一具体族群，而是对商代甲骨文“羌”、西周金文“戎”、东周以来“氐羌”的泛称，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北、西南地区[1]（p90）。古羌是汉族重要族源之一，汉藏文献记载古羌也是藏族重要族源之一，故可据此认为“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
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西藏实践”，西藏自治区教育厅、西藏民族大学组建课题组研究“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这一问题。为寻找相关考古证据，课题组于2021年6-10月调查了拉萨、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地的文物考古遗存，参加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昌都市边坝县昌果吉墓地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并在阿里地区、那曲市等地参与了考古调查工作。课题组还跟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1年10月前往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白玉县等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
基于课题组2021年度的田野工作，结合近年西藏考古成果及汉藏文献记载，讨论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求教方家。
一、文化意义上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考古证据
古代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即考古学所指“文化”。和古人类遗骸揭示的遗传学证据相比，文化意义上的考古证据更多。因考古出土的其他遗存远多于古人类遗骸，能证明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实物证据自然也就更多。
（一）旧石器时代藏北细石器与祖国内地细石器具有相似性
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早期阶段，具有族群或民族性质的人群集团尚未形成。但通过石器形制、石器制作技术的比较研究，一般认为旧石器时代的西藏地方和祖国已建立了联系。
以往，根据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苏热、那曲市申扎县珠洛勒等地采集的旧石器，认为距今5万至1万年期间西藏采集的细石器和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石硕认为：“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向周边地区尤其向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的迁徙与扩散，极可能是造成西藏高原旧石器面貌呈现与华北旧石器相似的特征与文化传统的重要原因……既然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使用华北小石器传统的北方人群已由黄河上游甘青高原南迁进入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地区，那么华北地区旧石器人群经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向西进入西藏高原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2]（p110-115）。但遗憾的是，这些石器均是采集品，并非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年代认识也主要是推测。
为了解决西藏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及年代序列，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化保护研究所对西藏那曲市申扎县的尼阿底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尼阿底遗址是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处有明确地层叠压堆积的旧石器遗址，也是西藏高原最早的一处有确切测年数据的旧石器遗址。根据尼阿底遗址石英砂进行的光释光测年，尼阿底遗址的年代为距今4万至3万年之间。尼阿底遗址的发现，将人类首次登上青藏高原核心地区的历史推至4万年前。[3]（p1049-1051）
尼阿底遗址出土了典型的石叶文化遗存，是青藏高原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之一，这些石叶和新疆、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发现的石叶具有相似性。[4]（p253-269）这些典型石叶文化遗存，是实证旧石器时代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的有力证据。
（二）新石器时代西藏属“早期中国”的一部分
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形成了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族群（并非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了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在我国西北地区（主要指以甘青为主的黄河上游地区）形成了后世文献所指的古羌（也称为“氐羌”，下文同），因气候环境变化、战争等因素，原居于在我国西北地区（主要指以甘青为主的黄河上游地区）的古羌（氐羌），逐渐向周边地区迁徙。其中，向南至川西藏东地区、向西至新疆地区，是其主要的迁徙方向。[5]（p51-57 154）具体而言，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人群不断南下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川西北茂县营盘山遗址[6]（p1-5）、金川刘家寨遗址[7]（p3-21）新石器时代的主体遗存都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可能经川西高原、金沙江流域，进而影响至西藏高原。
距今约5000-4000年的昌都卡若遗址是西藏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具有重要的价值，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是西藏最具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之一。卡若遗址的彩陶、粟作农业，是见证卡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密切关系的主要物证。卡若文化彩陶罐上多刻“折线纹”，其施纹方式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十分相似。卡若文化的粟作农业（典型遗存包括炭化粟及作为收割工具的穿孔石刀等），均与甘青地区、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地区的粟作农业相同。此外卡若遗址出土的陶双联罐f9：46与四川汉源大窑、固原红圈子89：9、兰州沙井驿也相似。[8]总之，卡若遗址揭示了西藏东部地区与黄河上游及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说明卡若遗址的居民有一部分应是源自古羌（氐羌）的马家窑文化人群。卡若遗址的发现，为实证部分西藏先民源自古羌提供了关键性考古证据。
距今约4000-3000年的拉萨曲贡遗址，是西藏腹地首次发现的史前遗存。拉萨曲贡遗址发现的粟作农业、铜箭镞等，揭示了西藏腹地与西藏东部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进一步说明曲贡文化先民和卡若文化先民之间，应有人群的迁徙、融合。
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遗址还有昌都小恩达、琼结邦嘎、贡嘎昌果沟、康马玛不错等遗址及调查发现的察雅江钦、墨脱马尼翁等遗址，其中发现的粟作农业或石棺墓遗存等，均显示与黄河上游、川西高原、金沙江中游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实证了新石器时代西藏属“早期中国”的一部分。进而为实证部分西藏史前先民源自古羌提供了关键性考古证据。
（三）早期金属时代西藏属“中国文化圈”的一部分
距今约3000-1400年的早期金属时代，西藏各地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新疆南部地区存在紧密的文化联系。
1、西藏东部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同属“石棺葬文化圈”
一般认为，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的“石棺葬文化”人群属于古羌（氐羌）后裔。位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的“石棺葬文化”人群，还逐渐向西迁徙，遍布西藏东部各地。
西藏东部石棺墓的墓葬形制有石板石棺墓、石块石棺墓两类，其中石块石棺墓与云南西北部的石块石棺墓相同，石板石块墓与川西高原的石板石棺墓相同。西藏东部石棺墓出土的双耳罐、单耳罐、双耳簋、铜剑等，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石棺墓出土物基本相同。如：昌都市江达县乃若山石棺墓新发现的双大耳罐，与四川巴塘扎金顶石棺墓[9]（p213-218）、云南香格里拉石棺墓[10]（p28-39）出土的垂腹双大耳罐相同；昌都市边坝县昌果吉墓地、草卡石棺墓[11]（p200-241）考古新发现的菱口漩涡纹圆鼓腹双大耳罐，及贡觉香贝石棺墓[12]（p30-34）、洛隆柔旺卡石棺墓[11]（p200-241）出土的菱口漩涡纹圆鼓腹双耳罐，与四川甘孜吉里龙石棺墓地[13]（p28-36）等出土的菱口漩涡纹圆鼓腹双大耳罐相同。昌都市芒康县古水水电站石棺墓群宗盖地点[14]（p41-51）采集的三叉格铜剑，与四川雅安汉塔山石棺墓[15]（p337-366）出土的三叉格铜剑相同。昌都市热底垄石棺墓[16]（p569-572）出土的铜刀，与四川盐源[17]（p1-200）出土的铜刀相同。昌都市边坝县冬卡都石棺墓[18]（（p239））与炉霍城西石棺墓[19]（p3-9）都出土十分罕见的海螺，文化内涵相近。
以上考古发现，都是实证西藏东部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同属“石棺葬文化圈”的重要物证。
2、“石棺葬文化”人群向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延伸
属于古羌（氐羌）后裔的“石棺葬文化”人群，自西藏东部还逐渐深入至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各地。
拉萨曲贡遗址晚期石室墓出土的铁柄铜镜[20]（p208-209），祖型可能源自广义意义上的中亚地区[21]（p61-69），但其柄部制作工艺与川西高原[22]（p33-45）、云南地区的带柄铜镜相似，镜面装饰风格与滇文化[23]（p137-148）相关。
那曲安多布塔雄曲石棺墓m1新发现的铜钺形器与四川炉霍呷拉宗石棺墓地出土的铜钺形器m2：1、四川炉霍通龙村石棺墓地采集的铜钺形器相同[24]（p63-69），其祖型当源自云南、广西地区出土的靴形铜钺。那曲安多布塔雄曲石棺墓m1新发现的无格铜剑与四川茂县城关石棺墓出土的无格铜剑dm7：1、四川宝兴瓦西沟石棺墓出土的无格铜剑m4：2形制完全相似。[24]（p63-69）约当中原魏晋时期，那曲班戈佳琼镇谷列石棺墓新发现的小型菱口漩涡纹双耳罐，说明“石棺葬文化”已在藏北高原本地化，“石棺葬文化”人群已在此生活较长时间。
阿里札达县格林塘墓地出土的双圆饼首铜剑pgm6：4，与四川盐源老龙头墓地[17]（p1-200）发现的双圆饼首铜剑完全相同，金沙江中游地区石棺墓中也常见此类双圆饼首铜剑。这类铜剑与内蒙古等地发现的双圆饼首铜剑相似[25]（p125），后逐渐流传至西南石棺墓分布区，并在西南石棺墓分布区开始流行，是西南石棺墓出土青铜器中的典型器物之一。（图1）札达县格林塘出土的双圆饼首铜剑pgm6：4的直接源头当是金沙江中游地区石棺墓，但遗憾的是，西藏东部、北部尚未发现此类铜剑，还缺乏中间环节。
图1：双圆饼首铜剑、双圆饼首铜刀
注：1.西藏扎达pgm6：4；2.云南德钦纳古采集；3.四川盐源c：194；4.四川盐源c：512；5.云南剑川鳌凤山m76：1；6.云南永胜金官龙潭；7.北京玉皇庙yym71：2；8.内蒙古毛庆沟m60：6；9.宁夏于家庄nm2：右1。
以上考古发现，是实证“石棺葬文化”人群向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延伸的重要物证，进而说明古羌（氐羌）人群也随之进入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地区。
3、绿洲丝绸之路向西藏西部延伸与“高原丝绸之路”的凿通
汉晋以来，绿洲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群多是古羌（氐羌）的后裔，绿洲丝绸之路（主要指新疆南部地区）上的古羌也逐渐向西藏西部延伸。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26]（p563-587）、曲踏[27]（p29-50）、皮央东嘎[28]（p14-31）、桑达隆果等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丝绸、漆器、汉式一字格铁剑、带柄铜镜、木俑、“s”纹木牌、木梳、木盘等大量文物，与新疆南部扎滚鲁克[29]（p89-136）、山普拉[30]（p1-25）、尉犁营盘[31]（p4-45）、洛浦比孜里[32]（p144-146）等墓地出土物基本相同，文化内涵相同或相近。具体而言，约公元前3世纪-公元1世纪（约当中原秦、西汉至东汉初），绿洲“丝绸之路”已开始向高原延伸，但影响有限。约公元1-5世纪（约当中原东汉至魏晋时期），西藏西部出土大量丝绸、汉式一字格铁剑、漆器，说明在这一时期，绿洲“丝绸之路”深入影响至西藏西部。[33]（p21-27）以上考古发现，实证新疆南部的绿洲丝绸之路向西藏高原的延伸，促使了“高原丝绸之路”的凿通、形成。
西藏西部、东部的考古发现，揭示了早期金属时代西藏与川西高原、新疆南部、金沙江中游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其中西藏东部与川西高原同为“石棺葬文化圈”，西藏西部与新疆南部、川西高原及金沙江中游建立了远程交换网络。茶叶、丝绸、一字格铁剑、汉式铜器的发现，反映了汉文化已对西藏产生了重要影响。考古实证“丝绸之路”已延伸至西藏高原，“高原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晋时期。
二、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的生物人类学证据
来自体质、古dna等生物人类学的证据，可进一步证明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
（一）体质人类学证据
对现代藏族人群体质特征的调查研究显示，现代藏族属蒙古人种，在体质特征上与现代华北和西北地区的人群颇为接近[34]（p1-179）。韩康信将现代藏族人群与我国西北地区出土古代人骨材料进行比较，发现西藏卡姆类型（东藏类型）与青海卡约文化居民、新疆焉不拉古代居民的头骨之间表现出强烈的一致，佐证了现代藏族居民与我国西北地区古代居民之间存在密切的种族溯源联系的观点[35]（p6-15）。
随着西藏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出土了一些古代人类遗骸，为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研究西藏古代人群提供了基础资料。拉萨曲贡遗址早期灰坑h9出土女性颅骨的形态观察和测量显示该颅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特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和北亚蒙古人种均有相似之处，或许反映了西藏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尚未完成分化[36]（p234-236）。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出土汉晋时期人颅骨反映了蒙古人种的主要特点，研究者将故如甲木男性人群与我国部分古代人群进行了颅骨形态特征的对比分析，发现故如甲木与川西高原卡莎湖古代人群最为接近，与新疆多岗和察吾乎组也比较接近[37]（p435-449）。那曲察秀塘古代祭祀遗址出土9-11世纪的男性个体，面部特征具有蒙古人种的大部分形态特点，其头骨与安阳殷墟祭祀坑iii组、iv v组头骨较为接近[38]（p）。根据殷墟甲骨卜辞的记载，唐际根等学者认为殷墟王陵区部分人祭坑中的人骨遗骸属于羌人[39]（p24-28）。
（二）古dna证据
相比于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遗传信息。随着近年来古dna的提取和分析技术不断进步，分子生物学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学者们也开始对西藏考古遗址出土古代人类骨骼进行古dna分析研究，这为探索西藏古代人群的来源和演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张雅军等获取了阿里故如甲木墓地汉晋时期人群中26个个体的线粒体dna数据，发现这故如甲木墓地古代人群dna单倍型类群较为多样化，说明他们的母系来源较为多元化。大部分个体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特有单倍型类群，从基因水平证明了故如甲木古代人群属于东亚人群，并与现代藏族和生活在西藏的其他少数民族都有较近的母系遗传关系。[37]（p435-449）
丁曼雨等提取了日喀则市萨迦县拉洛乡拉托唐古墓地出土的3个个体的线粒体全基因组数据，该墓地的年代为距今760-675年。分析发现3例古代个体的线粒体dna分属于2个单倍群（m9a1a1c1b1a和a17），其中a17单倍群则在中国现代西南彝族、苗族频率较高，说明拉托唐古墓地古代个体与现代中国西藏居民以及现代中国西南彝族、苗族人群具有一定的母系遗传关系。[40]（p1-11）
付巧妹团队提取了甘肃、青海、西藏和四川地区距今5200-300年的75例古代人群线粒体基因组。其中包括西藏昌都热底垄和小恩达遗址，阿里皮央东嘎遗址格林塘墓地，那曲察秀塘和布塔雄曲遗址出土7个个体的古dna数据。分析发现那曲布塔雄曲个体与一个来自青海同德宗日遗址的个体有同一种单倍型g2b2a。昌都小恩达遗址的一个个体与青海拉吉盖遗址的一个个体共享一个单倍型z4ala，这种单倍型主要出现在中国云南地区 及越南地区的人群中。小恩达另外一个个体与青海同德宗日遗址的两个个体共享单倍型g2al。以上情况说明青藏高原低海拔地区和高海拔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遗传联系。那曲察秀塘个体出现单倍型m9alalclbla，此单倍型是广泛分布在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印度北部、尼泊尔等地的现代青藏高原周边人群特有的单倍型，表明西藏高原从古代到现代人群之间具有一定的遗传连续性。研究者还将西藏、青海西部和尼泊尔的20个古代个体划为高海拔组，将来自青海东部、甘肃和四川的55个古代个体划为低海拔组，两组人群之间具有密切的遗传关系，表现出区域遗传的连续性；高、低海拔古人群都与现代中国北方人群和现代西藏人群有更相关的母系遗传联系，说明青藏高原古今人群存在母系遗传连续性。青藏高原古代人群与现代藏人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他们与东亚的大部分现代人群具有相似的遗传成分，表现出东亚密切的遗传特征，同时也与南亚人群具有一定的遗传联系[41]（p1-101）。
多项古dna数据、体质人类学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先民与内地先民存在长期的基因交流史，进一步证明汉藏自古同源，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
三、汉藏文献关于古羌是藏族族源之一的记载
关于古羌是吐蕃及稍晚正式形成的藏族族源之一，汉藏文献均有相关记载。
（一）汉文史书关于吐蕃属西羌的记载
关于西羌，《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42]（p2875-2876）据《后汉书》记载西羌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今西北、西南诸地。
汉文文献中关于吐蕃属西羌的记载，始于《旧唐书》。《旧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寞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43]（p5219-5220）《新唐书·吐蕃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窸野”。[44]（p6071）《新唐书·吐蕃传》相关记载远较《旧唐书·吐蕃传》详细，两者关于吐蕃属西羌的看法是一致的。
吐蕃在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逐渐兼并过苏毗、白兰、附国、女国等部族，这些部族均属羌人[45]（p60-61）。吐蕃军民到达上述地方后，逐渐与苏毗、白兰、附国、女国等羌人部族融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藏族。
（二）藏文文献关于汉藏同源的记载
藏文文献《汉藏史集》载：“最初，在玛卡秀雅秀地方的上部有什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藏、蒙古。”[46]（p1-123）虽然上述记载均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但至少可以看出藏族史学家对汉、藏、蒙古族同源说的认同。《汉藏史集》还把始于党项羌的木雅看成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的，而且《汉藏史集》明确指出藏族先民中的韦氏和达氏是在汉藏交界的地区，也即是汉文史籍所说的西羌地区。藏文史籍中关于藏族古代先民的姓氏也即是藏族先民的氏族部落的记载，与汉文古籍对西羌部落的记载相对应。[47]（p13-18）
汉、藏文献均有羌是藏族族源之一的记载，尤其是藏文文献的记载显得尤为重要。
结 语
基于考古发现，在距今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藏北细石器文化遗存与新疆、宁夏、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石叶文化遗存具有相似性。新石器时代以来，卡若遗址、曲贡遗址等考古发现，实证部分西藏史前先民源自古羌。早期金属时代以来，西藏东部与川西高原、云南西北部同属“石棺葬文化圈”，同属古羌人群。“石棺葬文化”向西藏中部、北部、西部延伸，古羌人群也随之进入西藏各地。新疆南部的绿洲丝绸之路向西藏西部的延伸，部分古羌人群也随之进入西藏西部地区。
古dna研究证明西藏早期人群与古羌人群存在基因交流，体质人类学也证明西藏早期人群与古羌地存在人群迁徙、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情况。
基于以上考古发现与研究，再结合唐宋文献的记载，我们认为部分西藏早期人群源自古羌，古羌是汉藏两族共有祖先。需要提及的是古羌是藏族主要族源之一，但非唯一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第5期
2.四川理县庆祝古羌传统夬儒节
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少数民族出古羌的说法，大家比较熟知的羌、氐二族，以及壮族、藏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拉祜族等，其先祖基本上都与古羌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古羌族又属于古代社会中西戎，最具代表性的部落联盟。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这个脉络不断延伸下去，可以发现羌族属于古羌族后裔。而古羌族又是西戎部族中的强大民族，因此可以得知羌族应为西戎支系。而西戎，则是古代华夏族，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的统称。
据《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时期，羌族先民就已经生活在西戎部落。《诗经·出车》中也有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从这一点，其实更加确定了羌族的族系根源，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代民族，而且其先民早在西周甚至殷商时期，就已经聚居于当时的陇西之地。从这段史实中，可以很透彻的了解到，被称为西戎的古羌族，其实就是古羌人的后裔。
笔者认为，一旦弄清楚羌族的起源历史，那么对分析其民族文化、习俗，亦或是其民族发展史中的亮点，不仅会特别简单而且也不会出现误差。实际上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只要非中原华夏族，就都会被冠以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等部落统称。
西戎后裔古羌族人羌族的民族历史概述
笔者认为，在分析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语言、服饰、饮食、建筑等习俗时，都应该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客观的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习俗与发展历程。羌族作为古羌族人的后裔或者说支系，其民风民俗都与民族历史息息相关。
一、“云朵上的民族”
羌族别名日麦、尔玛大意都为“本地人”，在众多民族中，唯有羌族被誉为“云朵上的民族”。 羌族人之所以会有这个雅称，主要与其独一无二的住房习俗息息相关。他们特别喜欢将房子建在河谷或半山腰处，这样就会给人一种高耸入云的感觉。
自古以来，羌族就聚居于四川各地，尤以茂县、汶川、松潘、黑水、理县等地居多。由于当地海拔较高终年云雾缭绕，而羌族人仿佛生活在仙境之中，所以才会有“云朵上的民族”之称。事实上羌族人对云朵的喜爱，绝对超出大家的想象。
因为他们的衣服上、器物上，甚至房屋装饰上都以云朵为主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云朵” 其实已经成为了羌族的一种“精神图腾”。尤其是羌族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令人羡艳。
二、羌族民族发展史
羌族主要聚居于四川省境内，目前总人口虽然仅有300多万，但是却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羌族民族文化。古代社会中的羌族，主要是由古羌族演化而来，由于他们属于古老的游牧民族，所以“逐水草而迁徙”是其民族特色。
但是按照古代历史记载，羌族人原始居住地并不是现代羌族的聚居地，而是生活在古代西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羌族先民最开始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狩猎和放牧。但是在宋代以后因为战乱或自然灾害，有一大部分羌族先民开始南迁。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羌族南迁其实是一个非常悲痛的故事。因为羌族南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因为外族入侵导致族民难以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羌族人不得不离开，时代生存的甘青和青藏高原。
从这个角度来讲，羌族其实与藏族有非常密切的民族关系。因为这两个民族本是同源，但后来各自分立为不同少数民族。但由于共同聚居于青藏高原，所以这两个民族曾出现过相互同化并融合的历史现象。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古代社会中的羌族，由于生活在中原王朝和吐蕃势力的夹缝中，所以为了保存民族实力或留住血脉，羌族人不得不同化于藏族，亦或是被迫依附中原王朝。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社会中的羌族，实际上应该是羌族、藏族、汉族民族共同体。
三、来自山里的“本地人”
1.“本地人”族名渊源
羌族曾自称为“尔玛”或“尔咩”，在羌族语系中都可以译为“本地人”。而这两种自称，一般认为形成于羌族南迁之前，由于羌族的祖先是古羌族，而古羌族又与其他西部少数民族合称为西戎。
他们世代聚居于高山或半山环境中，在民族历史渊源和地缘层面上来看，羌族人将自己称为“本地人”毫无异议。但由于后来羌族为了求生存不得不南迁，又不得不与藏、汉、回等族民族杂居，所以才逐渐从“本地人”转变为客人。
笔者认为，如果深挖羌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炎帝是古羌族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由古羌族后裔组成的羌族，也应该是华夏文明初祖炎帝的后裔。
2.羌族乃“东夷”后裔
相传炎帝曾是上古“东夷”部落首领，但因被蚩尤打败而流落于黄帝部族。如果从这个观点去深入探讨，可以得知羌族其实应该是“东夷”后裔。而这个古老的部落联盟，在周代文献《礼记·王制》中有所记载。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大意为居住在当时社会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过着近似于原始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披发文身直接生啖食物。这一点其实也与炎帝的起源息息相关，进而可以得知羌族实乃“东夷”后裔。
通过这段记载，其实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炎帝与黄帝联手打败蚩尤之后，虽然也有大量蚩尤部族迁徙他处，但是最终剩余族人在炎帝的带领下，进一步与黄帝部落融合或者说，古羌族部落与黄帝部落融合形成了华夏族。
笔者认为，羌族的起源及形成历史，如果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就是古代社会其他少数民族的形成样板。作为古代西戎、东夷、南蛮、北狄，少数民族中的一个重要支系，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很多非常值得后世人敬仰的文化体系与民风民俗。
羌族生活习惯及特色文化习俗
笔者认为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是华夏大花园中娇艳欲滴的鲜花。在历经几千年的辗转迁徙之后，羌族终于在四川省境内定居，并成为了一个农耕民族。
这种民族经历或演变，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少见，但是羌族人却能够以极具性化的民族精神，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羌族文化习俗。笔者认为羌族的民风与民俗，其实也代表了羌族人的性格与处世态度。
一、羌族服饰习俗
服饰或衣服，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人们之所以能够从表面上区分出不同距离，这其中有一个最显著的原因，就是通过服饰去分辨或辨别不同民族的文化风格。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羌族服饰习俗，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头饰”。
1.羌族服饰文化之“头饰”
所谓“头饰”，其实就是汉族人说的“冠”，在羌族社会，无论男女都有包头帕的习俗。女性的头帕一般都会被称作“一匹瓦”，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奇怪，但是却可以体现出独具魅力的羌族服饰习俗特征。
“一匹瓦”是一种类似于瓦片壮的“头饰”，主要使用青布塑形并在布面上绣花。然后，再用一种类似于奖牌的银质金属片进行点缀。相比较于白布帕来说这种“头饰”，不仅显得特别珍贵而且更具羌族服饰特色。
事实上大多数情况下，羌族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都不会经常佩戴“一匹瓦”。只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传统节日或提出活动中，才会将这种极具民风风情的“头饰”戴在头上。平时她们都会用白布帕包头，这种“头饰”又可以称为“万年孝”。
聚居在不同地区的羌族妇女，在佩戴“头饰”方面也会有所差异。比如，居住在蒲溪的羌族女性就会用黑布包头，然后在黑布下面露出一块白布条，这种“头饰”在当地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喜鹊头帕”。
羌族男性的“头饰” 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羌族女性的“头饰”讲究。他们只一般都会佩戴头帕，黑布、白布头帕是最为常见的“头饰”。这可能与平时经常劳动有很大关系，再一个男性相对来说不太讲究穿戴。
2.羌族服饰
生活在古代社会中的羌族人，由于经济条件比较落后，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比较节俭。尤其是在穿衣吃饭方面更为朴素，羌族人的服饰将比较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不仅看起来特别简单而且装饰性元素也比较少。
无论男女，大多数情况下都只会穿土布衣服，一般可以分为冬装与夏装两种类型。羌族男性冬季会用土布做成夹袄穿在里面，然后外面则会套羊皮或棉布背心。而女性服饰相比较而言有一些装饰，比如，她们衣领处会镶一排银饰梅花。
二、羌族饮食习俗
1.羌族酒文化
羌族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仅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服饰习俗，而且也创造出了独具魅力的饮食习俗。相比较而言，羌族人对酒的喜爱更为深刻。相传在2000多年前羌族人，就已经会用粮食自酿白酒。
羌族人饮用的酒，一般都会被称作“咂酒”，制作这种酒的主要原料就是青稞。在酿酒时会当青稞炒熟然后放入坛子中，加入酒曲之后封坛发酵一周作用。由于用这种方法酿出来的酒度数比较高，所以在喝这种酒之前一定要加入适量清水。
2.羌族食俗
每个少数民族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其实都会形成比较独特的饮食习惯。而这种饮食习俗一般都与地域、气候，以及粮食作物和饮食习惯息息相关。羌族人聚居地盛产玉米、小麦、青稞、荞麦，以及各种豆类和蔬菜等。
相比较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羌族人的饮食文化不仅特别浓郁，而且能够获得的食物也比较丰富。日常生活中羌族人的主食主要有，玉米蒸蒸、搅团、洋芋糍粑、猪膘肉等。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吃着羌族美食，喝着咂酒的感觉要多爽就有多爽。
结 语
羌族作为发源于上古时期的古老民族，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其实都能够直接或间接的看到羌族人的影子。羌族起源于东夷、古羌族等古老的部落联盟，虽然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坎坷经历，但能够渊源流长几千年也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奇迹。
现代社会中的羌族依然保留着古老而又传统的习俗。尤其是很多年纪比较大的羌族老人，在一些传统节日或重要活动时，都会穿上极具民族风采的服饰，并且依照古法传承着羌族文化习俗。
【参考文献】
1.《羌族风俗文化考察研究》
2.《我国羌族的咂酒习俗》
3.《论羌族习俗歌的社会内涵》
4.《羌族风俗歌曲中的羌文化固有特征解读》
3.今日热血开测《古羌传奇pk版》3d传奇之作
作者：徐献，本文原题《徐献镜头中，中国羌族的前世今生》
2006年，汶川巴夺寨朱金福夫妇
羌族源于古羌。古羌人以牧羊著称于世，不仅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甲骨文卜辞中有关"；羌"；的诸多记载，表明羌人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十分活跃。
"；羌"；，原是古代人们对居住在祖国西部游牧部落的一个泛称。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羌人的活动中心。如今的羌族主要居住在岷江上游的汶川、理县、茂县以及松潘、北川等地。
幸运的是我自从2001年冬季第一次进入蒲溪羌寨后，就被这里独特的羌族文化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开始了拍摄羌区的行走。多年的行走与思考，自己从对羌文明的初浅的认识，随着时间的堆积，拍摄调研不断的深入，影像也有了厚度，到如今对古羌文明的灿烂辉煌充满了敬畏之。
2017年，荗县飞虹乡的妇女
尽管如此，至到今天自己依然如同一个行走在羌区的行者，用镜头记录羌区的点点滴滴，用虔诚的心去叩拜这片古老的土地，试图用一种平和、平等、尊敬、仪式般的影像，从平等尊敬的影像视角，透过影像以致敬的态度去建立自己对羌文化的观看。也试图通过?跋窆劭吹姆绞剑酶嗟娜巳チ私庹夤爬系那嘉拿饔氲毕率贝⒌呐鲎病?/p>
我始终认为摄影师用影像书写一个民族历史，需要“三度”即时间的长度、影像的深度、文本的厚度，只有这样才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影像表达和视觉呈现。
在近二十年的羌区行走拍摄中，我一直试图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意义上呈现构建我心中的羌，攝影的经典图式也一直激励我在寻羌路上不断前行与探索。
影像的呈现与介入有不同方式，有不同的入口与出口，自己希望用这种具有文献性、历史性与艺术性的影像，以传统而经典的方式呈现自己心中的羌，致敬古老的羌民族，同时让人们对羌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
感谢我的羌族好友永清、周吉祥老师以及所有给予我帮助支持的朋友，纳吉纳禄
2007年，汶川通往大门寨的道路狭窄险要
jeep伴随我行走在羌区
2001年的理县蒲溪保留了古朴纯粹的风貌
2005年，汶川直台寨婚礼上的流水席
符保羌人的平安，2020年
2010年，汶川跨坡寨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用纸杯喝酒
2008年，汶川龙溪正在背牛草的羌民周正毅
2008年，汶川跨坡羌族妇女背着几十斤重的土豆
2007年，汶川夕格寨妇女合影
2006年，汶川直台寨春节期间走亲戚的羌人
2016年，汶川龙溪
理县增头寨，2017年
2002年，理县蒲溪羌族儿童
2008年，汶川跨坡寨
2007年，汶川巴夺寨
2016年，茂县沟口的妇女
2008年，汶川龙溪羌族妇女在农历7月半手提香蜡钱纸祭奠逝去的亲人
2008年，释比余明山的兰花烟抽了几十年，穿过烟雾仿佛看到了老人一生，照片拍了不久，老人在5.12地震中不幸遇难。
2009年，汶川阿尔寨的羌族妇女
理县增头寨王平伦夫妇，2020年
2017年，茂县浅沟一处废墟前的羌族妇女
2012年，汶川神树寨
2010年，神龛前敬神的羌民
2007年，祭山还愿节上的羊皮鼓舞
2017年，理县增头寨老人手捧爷爷泛黄的照片述说曾经的故事
2007年，理县增头寨释比杨茂山
2009年，释比余世荣，他的父亲余明海也是羌区著名释比。
2012年，释比杨水生
2019年，汶川月里举行完盖卦仪式，一个新的释比诞生了。
如今的羌区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从遗存的古羌房仍然可感受到古老的羌文化。
羌人的守望与坚持，2020年
作者简介：徐献，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理事、四川省艺术摄影学会会员。2001年至今深入汶川、理县、茂县、松潘等羌族聚居地区，用田野调查方式，通过影像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视角，系统地记录羌人的居住环境、建筑、宗教以及日常，用影像呈现当下羌人生存状态的变化与迁徙。
